下午三点，意大利参议院副议长乔万尼率领一个跨党派代表团前来。

这个代表团包括了天民党、社会党、共产党的代表，这在意大利政治中是罕见的景象。

贝卢斯科尼副议长在吊唁簿上签名后，对林安说：“大使先生，我今天带来的是意国议会的声音。我们可能对中国有不同的政治见解，但我们尊重一个伟大民族的领袖，尊重一个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历程。”

社会党议员安娜·罗西接着说：“1970年意中建交时，我是投赞成票的。当时很多人质疑，但我认为，一个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，不可能被永远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。今天，我更加确信这一点。”

意共代表、参议员路易吉·马可尼的话尤为恳切：“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。

无论从任何理论视角来看，发生在中国的变化都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社会变革之一。

我们悼念的不仅是一位政治家，更是一种历史力量的象征。”

林安敏锐地注意到，这些政治人物使用的措辞极为谨慎而得体，既表达了敬意，又避免了可能引起争议的具体评价。

这是成熟政治家的素养，也反映了意大利政治阶层对中国事务复杂性的理解。

最让使馆人员动容的，是普通意大利民众自发的吊唁。

一位名叫安东尼奥的老邮差，每天都会经过使馆。

这天下午，他骑着自行车特意停下，从邮包里取出一支白色的康乃馨，小心翼翼地放在使馆门前的台阶上。

文化处的小王正好在门口协助接待，用意大利语问：“先生，您这是？”

老安东尼奥摘下帽子，露出花白的头发：“小姐，我今年六十二岁，当了四十年邮差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1955年万隆会议时，我还是个年轻邮差，送过关于那次会议的报纸。

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关注东方那个遥远的国家。”

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我不是政治家，也不懂大道理。

但我读过记者写的报道，看过电视上的纪录片。

一个被所有人欺负的国家站了起来——这一点，我们意大利人能够理解，因为我们也有过被人看不起的时候。”

老邮差重新戴上帽子：“花不贵重，但这是我妻子今天早上从我们花园里摘的。

她说，白色康乃馨在我们这里代表纯洁的敬意。请收下吧。”

小王接过那支带着晨露的康乃馨，深深鞠躬：“格拉齐耶，真的非常感谢。”

类似的场景这一天发生了多次。一位在附近开咖啡馆的老板送来了简单的花束；一对在大学教书的夫妇留下了手写的慰问卡；

甚至有几个中国留学生带着他们的意大利同学前来，那些年轻的面孔上写满了真诚的悲伤。

夜深了，最后一波吊唁者已经离去。林安站在使馆二楼的窗前，望着窗外罗马的夜景。王幼楚轻轻走进来，为他披上一件外衣。

“今天来了多少批？”王幼楚轻声问。

“登记在册的有四十七批，约两百人。”林安的声音疲惫而深沉，“还有更多放了花束、卡片就默默离开的，无法统计。”

“没想到……意大利朋友会这样真诚。”王幼楚感慨。

林安转过身，眼中有着复杂的情绪：“幼楚，这让我思考了很多。我们总在说‘让世界了解中国’，但有时候，我们可能低估了那些愿意了解、能够理解的人的存在。”

他走到办公桌前，翻开今天的吊唁簿，上面有各种语言的留言：意大利语、英语、法语，甚至还有几行用稚嫩笔迹写下的中文。

“你看这位汉学家罗西教授的话，”林安指着一行字

“‘我研究的是历史，但我哀悼的是一个时代。’这话有深意。他们悼念的，不仅仅是一个人。”

王幼楚走过来，看着那些字句：“是啊，今天好几位都提到了‘一个时代的结束’。”

“这正也是国内许多人担忧的。”林安的声音低沉下去

“一个时代结束了，下一个时代会怎样？这些外国朋友表达的是对已逝时代的致敬，但他们的眼神里，我看到了对未来的疑问。”

“但今天也让我看到了希望，”林安的声音重新坚定起来，“有这么多人——不同职业、不同政见、不同年龄的意大利人——他们愿意来，愿意表达哀思，这说明我们这些年的工作没有白费。文化交流、民间交往，这些看似柔软的东西，在最艰难的时刻，显出了它的力量。”

他合上吊唁簿：“我们要把今天的一切详细记录，报告国内。让国内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人理解我们，有人与我们同悲。这很重要，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候。”

王幼楚点点头，握住了丈夫的手。两人的手都很凉，但握在一起，就有了温度。

楼下，值班的年轻馆员正在整理今天收到的花束。白色和黄色的菊花、康乃馨、百合，堆满了临时摆放的长桌。花香混合着墨香，在使馆肃穆的空气里静静弥漫。

罗马的秋夜渐深，中国大使馆的灯光依然亮着。这灯光，是哀思，是坚守，也是一种无声的宣告：无论经历怎样的风浪，这面五星红旗代表的民族，将继续在这世界上存在下去，继续走自己艰难而独特的道路。

而今天这些意大利友人的鲜花与泪水，将成为这条长路上一个特殊的注脚——在1976年那个多事之秋，在台伯河畔，有人曾为一个东方巨人的逝去，真诚地低下过头。